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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立景:以立法构建社会科学协同性大众传播体系
  • 作者:李立景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点击:    时间:2017-12-23
  •     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心理上存在“重理轻文”的现象,科普立法亦存在重自然科学普及轻社会科学普及的倾向。《条例》的公布实施,意味着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立法自觉,其对于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构建法治化社会科学协同传播体系和机制,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并重,促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交融意义深远。

        一、立法价值取向:融通两种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偏其一端将导致文明大厦的倾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立场。

        《条例》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定义中,开宗明义地将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制度性落脚点定位为“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活动”。这一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两种文化的割裂、对峙远没有结束,其结果是导致科普立法中的两元价值相互疏离和冲突;自然科学主义范式下的科普立法背后是自然科学主义对人文精神的轻视和排斥。

        广西作为后发展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如何发展、以何种标准评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此次以地方社会科学普及立法的形式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放在同等位置上予以弘扬,这种融通两种文化的立法价值取向,对提升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整体意识将起到意义深远的影响——融通两种文化也是创新的需要,是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

        二、制度性协同传播:增强社会科学大众化传播力的有力保障

        传播,是社会科学普及的核心要义和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普及法是一部社会科学知识大众传播法,为社会科学知识制度化传播提供了体制性保障。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普及呈现分散性和多头管理的特征,社科联与科协以及科技行政部门之间在社会科学普及问题上存在管理体制不顺、缺乏协同、不符合社会科学普及传播规律等诸多问题,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分工明确、协同运作的统一领导体制。社会科学普及是社科联的重要职责,但因缺乏立法赋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次《条例》以协同性传播为基石性理念、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型塑了社会科学普及的制度体系,有利于社会科学普及资源整合和利用,多管齐下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导舆论场,消解行政条块分割带来的抵牾与低效率;立法以协同理论为指导,有力促进社会科学普及体制改革,充分体现党中央提出的“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精神。

        一是注重传播主体协同。《条例》在社会科学普及体制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政府主导、以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要社会力量、社会支持、公众参与、资源共享、服务大众的社会科学普及制度格局,为制度化协同传播建立了法治保障。首先,确立了政府的主导性责任。以行政网络为基础,将社会科学普及延伸到社区。其次,确立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由教育、科技、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化、卫生计生、旅游、新闻出版广电、体育等部门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成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传播主体的协同责任。这一协同传播体制将有力改变以往在社会科学普及中各部门、各单位各自为战的局面。再次,为社科联立法赋权,确立社科联的主体性责任。《条例》确定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同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担,为社科联日常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协同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提供了制度激励和保障。

        二是注重资源的信息化协同。《条例》规定自治区政府建立全区共享的社会科学普及网络平台,推动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的公开和共享。

        三是注重传播渠道与手段的协同。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重,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并举;明确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发展健康网络文化、传播促进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责任。

        四是注重多种传播模式的协同。《条例》通过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定义和普及形式的详细列举,既注重传统的传者即受众线性传播模式,也注重新媒体环境下以体验性、互动性为特征的参与性传播模式,彰显科普传播模式由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范式转换。

        为保障协同式普及的有效运作,《条例》还设立鼓励性条款和罚则。

        三、媒介素养:社会科学普及立法价值实现的关键

        随着媒体融合的加快,人与媒介、信息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媒介素养作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将愈发显得重要。因之,它应当成为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社会科学普及主体来说,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遵循传播规律,有效利用媒体,掌握传播策略,实现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成果由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换,提升传播效果;从受众来说,媒介素养具有理性认知媒介的保障功能,其有利于受众接近媒体、了解传媒生产过程和对受众的操控方式,有利于在多元舆论场中明辨是非、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在泥沙俱下的互联网信息场域中对信息的批判性辨识能力。

        有法可依是社会科学普及制度化的第一步,却不应是终极性的一步。法的价值和目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法的实施。如何实施是《条例》出台后的主要问题。社会科学普及普什么、怎么普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首要问题。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作出具体规定。如《条例》关于社会科学普及内容规定“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以及应用知识”“广西各民族和地方特色文化”“社会科学其他知识”等如何理解,普法责任与法律后果条款如何发挥实效,科普效果如何评估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社会科学普及法规是知识传播管理法规,也是文化法规。在我国,科普立法研究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比如,如何处理社会科学普及与表达自由、意识形态、创新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社会科学普及中知识的普适性与地方性等等,科普立法无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张力的问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知识社会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交叉的问题;社会科学普及立法不仅可有力促进社会科学普及实践,也将带动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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